所以，《修身》又说，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
当然，如果我受到的只是诸如传统儒家以及这些说明就是好就是好、无父就是禽兽就是禽兽、窃负而逃、父子相隐这些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美德与过失杀人、强奸未遂这些不按寻常论罪的违法犯罪就是不谋而合就是不谋而合之类信仰表白般的批评指责或强烈反弹，恕我直言，我看不出我有任何必要放弃或修改自己先前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仅仅当作社会生活来看，容易读进去，但不容易提高，仅仅当作学理看，可以发现问题，却不容易融进去。
我自知并非专攻《论语》或《孟子》的专家，当然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或劝诫任何人尤其是已出版过多部孟子研究专著、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在我看来，已出版过多部孟子研究专著、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在理解《孟子》文本的时候，似乎像牟宗三先生一样，主要把儒学当作自己生命的学问完全融了进去，以致使冷静的学理研究屈从于狂热的崇拜信仰，以致仅仅因为对圣贤儒学心存敬意、充满同情，就把它凌驾于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以致公开赞美圣贤儒学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的价值取向[2-P86]。明眼人一望便知，虽然杨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像把怒解释为心急、上火发脾气，把反夷解释为使父子‘相夷影响情感等，却惟独省略了开头关键的五个字：教者必以正。杨先生当然有权反驳我的见解。对此杨先生也提出了一点异议： 孟子这里的意思并不是不能要个人的私利，而是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
以我个人的眼光衡量，这种作法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的不敬，不客气地说是在糟蹋《孟子》。第二，我将孟子论恻隐之心的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主要基于杨先生推崇的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的一个注释：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之私也。普遍性的仁爱则是肯定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原则，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
[1]这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倒是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自己对《孟子》文本的理解。为了根本否认孔孟儒学中存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度悖论，杨先生明确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所谓‘普遍性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刘先生却轻易认定其是‘误解，这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因此，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究竟是谁试图把孟子的恻隐说讥之为无父？先把对手的观点荒谬化再加以批驳，是学术论战中常见的做法。
暂且撇开下面要分析的孟子推恩说和恻隐说不谈，众所周知，孔孟都有大量要求人们从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仁爱的观念，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等。那么，孔孟是不是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呢？我认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这可是杨先生名垂青史的绝佳机会之一哟。这是因为，如上所述，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经向那种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主张靠拢，热情赞美传统儒家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的价值取向[2-P86]。可以进一步用来补充我的上述论证的是，杨先生在他自己的一系列论述中，也充分地证明了：孟子这段话的确具有为了尽孝可以不顾社会群体利益，把整个天下都用来孝敬自家父母的内涵。杨先生当然有权反驳我的见解。
再联系到责字本义，把父子不责善理解为父子间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显然要比把它理解为父子不顶真更切合《孟子》的原义。事实上，倘若一个人坚持事亲为大的儒家原则，强调‘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他就只会凸显不同血缘关系的鲜明特异性，坚执（似应为持——引者注）（正应为执——再引者注）血缘亲情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超越性，断然否定自己的父母子女与他人的父母子女在作为父母子女或是老人晚辈方面具有的共通性，从而在他对自己父母子女的血缘亲情与他对他人父母子女的仁爱情感之间设置一条无法逾越的差等鸿沟，以致根本消解推恩活动赖以成立的‘举斯心加诸彼的基础，使它不可能通过超越性的途径真正实现。……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儒家义利思想有很大的误解，认为儒家只准讲义，不准讲利，上面所引的孟子的那段话即是经常引用的一个证据。说到这里，我想起杨先生在一个注释中还曾这样注意到： 尽管刘先生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但他在后来的文章（如《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从传统儒家走向后儒家》，《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中已不再以此章作为儒家有滋生腐败的负面作用的证据。
这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在坚持爱己为大、爱自己高于爱他人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将对自己的爱扩展到其他人那里一样，一个人在坚持事亲为大、爱自己父母高于爱他人父母的前提下，也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对父母的爱扩展到其他人的父母那里。[1—P77-78] 以我个人的眼光衡量，杨先生的这一批评根本缺失实质内容，不客气地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爱自己的君主、丈夫、妻子与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君主、丈夫、妻子身上，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嘛，有什么不可以？然而，据我所知，无论亚圣孟子、还是后世儒者（不知是否应当包括杨先生在内？暂且存疑），虽然积极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种推恩在三纲中贯彻到底，明确要求君吾君以及人之君、夫吾夫以及人之夫、妻吾妻以及人之妻，仿佛这一类的推恩纯属荒谬绝伦。其次，又是在《孟子的误读》一文中，杨先生自己引用赵佑《温故录》中的一句话为舜封之有痺辩护：舜固以之休逸象，优其赋入，以奉养象。
希望这种进步不会过于接近儒家思想史的耻辱柱。毕竟，即便从字面上看，孔孟强调的始终也都是土产仁爱，并非杨先生由于过去受西化教育的影响太深，陈旧的思想范式长期挥之不去而不远万里辛苦舶来的洋味爱心。但如果孟子说的推恩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建立在爱有差等的儒家原则之上——或者说真像杨先生宣称的那样，只是主张将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逐级推广开来，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将这种爱心推广到其他人身上。[8—P165]显而易见，这是明白承认：舜通过优其赋入的途径以有庳养弟弟，因而与我的上述评价又是不谋而合。[1-P77]针对这段话，我想请教杨先生的是：他们这样主张，不正是像我在分析其深度悖论时指出的那样，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最终实现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爱天下的人不正是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杨先生为什么又要否认孔孟竭力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否代表刘先生已经放弃或修改了先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
这里不妨通过与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类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点。无独有偶，还有一些明显与杨先生一样属于所谓学界的论者，也试图向那种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主张靠拢，振臂高呼：一般情况下的国家利益与亲属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应偏向保护亲属利益[11—P53]，热情鼓吹损他人利自己、损公众肥亲友，以致要把本来还有强调仁者爱人一面的儒家伦理，不可救药地拖向缺德伦理、腐败伦理的深渊。
其次，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尤其是作为中国公民，我在评价各种学说、各个经典文本的观念时，所采取的首要标准就是（尽管这个标准在杨先生看来离现实过于遥远，在理论上也缺少有力的证明，其可行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们是否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关爱每个人的人性生活。不过，我不知道杨先生是否意识到：如果孔孟儒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不追求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满足于在亲亲而尊尊中从孝父扩展到忠君，它岂不是就沦为一种只是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陈旧学说，甚至沦为一种对于君臣父子之外的其他普通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狭隘观念？杨先生这样否认孔孟儒学有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到底是在为孔孟儒学辩护、使其摆脱深度悖论呢，还是在糟蹋孔孟儒学、把它往火坑里推？我虽然揭示并且严厉批判孔孟儒学内在包含的深度悖论，但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我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一些批判有所不同），孔孟提倡普遍仁爱的崇高理想，并非有意的造作欺骗，而是出自他们的真诚信念，并构成了他们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观念，今天也应该大力弘扬。
这是因为，就像《孟子》记述的窃负而逃和封之有痺这两个腐败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舜虽然的确做到了首先爱自己的亲人，但由于坚持我所说的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精神——或者由于坚持杨先生近来深表赞同的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2-P86]的儒家原则，他并没有由此出发进一步真正做到爱天下的人，相反还通过偏袒亲情私利，而严重损害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所以，非常清楚，孟子说的父子不责善正是指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
第三，为充分满足杨先生的如渴好奇心和似饥求知欲，我想借此机会提请杨先生再次注意： 首先，杨先生很可能习惯于在他的不同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此前已经陈述过的各种观点，以表明他的坚定立场一如既往永不放弃。而我想骄傲地提醒杨先生的一点是：就像两千年来的古代尊尊们一直没有发现此章是孟子在公开宣扬腐败一样，这些现代尊尊们也居然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个重大破绽，并不足以证明刘先生得现代意识润泽之多以及刘先生之高明以及相差也太过悬殊了，反倒足以证明孔孟儒学以天下养的血亲情理精神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之大之久之深之潜移默化之春风化雨之润物无声。对此杨先生也提出了一点异议： 孟子这里的意思并不是不能要个人的私利，而是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最后，在《法律西化背景下对儒学的双重苛求》一文中，如上所述，杨先生自己引用范忠信先生的下述观点来证明舜的两个举动正当合理：综观中外容隐制度，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外表特征，即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后者，屈国伸家。
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孟子 。五、父子不责善不是父子之间不应批评不道德的行为吗？ 《孟子》中有两段文本阐发了父子之间不责善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把特殊性血缘亲情置于普遍性道德准则之上，主张父子之间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批评，以免贼害血缘亲情之恩。
[1—P78]我想这句话应该可以表明：虽然杨先生只是引证了他自己的两篇论著，来表明学界对孟子之利有了较细分疏，仿佛他的这两篇论著便足以概括学界的长足进步似的，但鄙人至少在2000年也已扬弃了儒家只准讲义，不准讲利的陈旧观念。最后，自从我在2000年第一期《哲学门》上发表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一文后，尤其是自从我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所谓儒家搞腐败一文后，虽然受到学界强烈反弹，但鉴于这些反弹在许多情况下只是诸如传统儒家以及这些说明就是好就是好、无父就是禽兽就是禽兽、窃负而逃、父子相隐这些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美德与过失杀人、强奸未遂这些不按寻常论罪的违法犯罪就是不谋而合就是不谋而合之类信仰表白般的批评指责，我在揭示孔孟儒学深度悖论方面的基本观点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改变。
首先，他明确宣称：‘泛爱众并不是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相爱，而只是说人要有爱心，要广泛地爱大众。或许，杨先生只是想通过上述无中生有的差异辨析，论证我揭示的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纯属子虚乌有。
对于我的这一评价，杨先生提出了如下异议： 尽管以天下养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以天下养父母，但这句话不能只从字面上看，更不能认为孟子是在主张为了尽孝可以不顾社会群体利益，把整个天下都用来孝敬自家父母，以此作为儒家公开主张腐败的宣言。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论述，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腐败宣言，因为它公开主张：任何一位行政官员，要想成为儒家认同的具有尊亲美德的‘孝子之至，都应该设法以整个天下或是所辖地区‘养自己的亲人。[5—P24]众所周知，把持有不同观点的论战对手讥之为无父、斥之为禽兽，几乎成为孟子之后传统儒家的独有专利，以致今天也不时有一些坚持传统儒家立场的论者，不惜违背现代学术论战中尊重对方人格的道德底线，在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之际，转而诉诸无父、禽兽的咒骂，以表明自己在学术和道德上都赢得了回归道统的终极胜利，可以因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的缘故，大获全胜、收兵回营。[9]因此，在学理方面，我总是努力在研究工作中排除情感好恶、个人偏爱等主观因素，不让传统儒家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原教旨狂热情绪冲昏头脑，尤其是尽可能避免那种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亦即想怎么说便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但我特别想请教杨先生的恰恰就是这五个字：孟子说的教者必以正，是否也根本涉及不到对不道德的行为是否能够开展批评的问题？难道孟子提倡的教或正，只是涉及三角代数物理化学之类，却与伦理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如此理解的教者必以正，还能出自儒家亚圣之口？倘若一位学者连孟子说的善、教、正具有十分严肃的伦理意蕴这一点都不清楚，认为它们只是关涉到顶真不顶真这一类的日常琐事，他究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才敢于在学术性的话语中公开谈论《孟子》文本以及儒家思想？ 在我看来，《孟子》这段文本的原义恰恰是说：进行教育，必须依据正当的道德标准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批评，但父子之间这样做却会严重伤害彼此的情感，因此应当采取易子而教的方法，以避免至高无上的父子亲情受到伤害。……孟子所说的推恩是有差等的逐级的，孟子并不主张一视同仁的爱一切人。
另一方面又指出：章子之母因得罪其父，为父所杀，章子为此事劝父而父不听，于是父子失和而不得近。至于杨先生指责我在学界对孟子之利有了较细分疏的情况下……仍然将孟子这段话作为孟子要求去除‘人欲之私的证据，我想回应两点： 第一，杨先生自己在文章中曾引用过我的一句话：墨子……旨在认同就连孟子自己也不会反对的社会性普遍功利。
在一篇文章中对《孟子》的解读竟然有如此多的疑问，着实令人咋舌。其实，杨先生自己承认：孔孟的种种观念主张人人都有爱心，将这种爱心推广出去，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爱周围的人，以至爱天下的人。